簡介：在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下，經濟快速增長必然帶動煤炭的消費的快速增長，而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長，必然對可耗竭的煤炭資源、中國西北地區的脆弱的水資源和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形成巨大的壓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煤炭在國內的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能源生產結構中，煤炭占70%多，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67%左右。居民電力消費中，10度電中有8度是由煤炭發電提供的。現在，中國原煤消費量每天大約是981萬噸，相當于2002年英法兩國一年的煤炭消費量。可以說，中國近年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煤炭。但是，煤炭在為人們提供能量的同時，不僅損害煤礦區域水資源，而且釋放溫室氣體。2007年，中國因采煤導致的水資源損失大約在50億噸以上，燃燒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約42億噸。在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下，經濟快速增長必然帶動煤炭的消費的快速增長，而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長，必然對可耗竭的煤炭資源、中國西北地區的脆弱的水資源和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形成巨大的壓力。
　　中國煤炭資源豐裕嗎？

　　中國煤炭資源探明儲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居俄羅斯和美國之后。根據有關方面公布的數據，2000米以上的煤炭探明儲量大約在5萬億噸左右，1000米以上的探明儲量在1萬億噸左右，但千萬不要認為這些煤炭資源都是可以挖出來使用的。因為受技術條件和成本的限制，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夠利用得還不到2000億噸。不論中國煤炭資源儲量在世界上的名次如何，也不必十分看重總量的大小，如果用13億這個數字作除數，中國人均煤炭資源儲量僅為145噸。即使保持現在的生活水準，每人每年消費兩噸原煤，也不足應付百年大計。如果要持續提高生活水平，能源消費量必然增長，每年能源消費量增長率按2%的速度增長，中國煤炭資源只能使用40年到50年。因此，中國是個煤炭儲量并不豐裕的國家。

　　如何用好這2000億噸的煤炭儲量？就要考慮煤炭資源的開采和利用問題。

　　首先分析煤炭資源的開采問題。如果不考慮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我們在后面將予以探討)，最理想的是讓煤炭開采企業把這2000億噸煤炭全拿到地面上來。如何拿出來呢？什么時間拿出來呢？這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拿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技術問題，哪家企業的開采技術最先進，開采效率最高，煤炭資源浪費最低，就讓哪家企業開采。可是再想一想，中國煤炭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它的主人是國家。而國家的職能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國家的代表政府，壟斷了煤炭資源的供給。政府供給煤炭資源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最大化煤炭資源的租金。假設市場中有若干技術先進的企業，若干技術一般或落后的企業，市場中有唯一的一個政府，拍賣某一塊煤田的煤炭資源的采礦權，顯然技術先進的企業將得到這個開采權。但實際情況是，煤炭資源租金歸國家所有是歸國家財政部所有？地方各級政府所有？這個問題總得弄清楚。如果弄不清楚，各級政府都有積極性開采煤炭資源，而不管開采效率如何。為什么呢？各級政府都有本級財政收入最大化的動力，只要開煤礦，各級政府，至少是縣級政府就可以以稅費的方式收取煤炭資源租金，何樂而不為呢？事實上，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的煤炭資源是無償劃撥的，開采煤炭資源就可以無償得到煤炭資源的租金，結果是適合于先進技術開采的大煤田被人為的行政區域化整為零，小煤窯泛濫，90年代中后期曾有8萬多家小煤礦。近幾年來，國家雖然希望煤炭資源租金由市場形成，但真正由市場化形成的煤炭資源數量非常有限，僅局限在部分地區的小煤礦資源整合的情形。但截至目前，尚有13000多家煤炭生產企業。因此，如何拿的問題，實際上是制度問題。只要煤炭資源租金由市場形成，政府追求煤炭租金最大化，采用先進開采技術才有可能實現。

　　何時拿的問題，實際上是政府作為煤炭資源市場兩個角色的協調問題。政府既是煤炭資源供給市場的微觀者，又是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行使者。作為微觀者，政府要追求煤炭資源租金最大化。政府控制著煤炭資源的供給數量，并根據煤炭價格來收取煤炭資源的租金。如果供給的煤炭資源過少，煤炭價格自然上升，該資源的租金也最大。但是煤炭價格的上升，會減少煤炭的消費量，從而可能又會降低煤炭資源的總租金量。因此，實際上存在一個煤炭資源供給的最優量。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政府負有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職責。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不僅可以運用財政金融手段，還有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果煤炭緊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阻礙了經濟的增長，政府自然希望增加煤炭的供給。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目前煤炭資源的存量還足以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煤炭價格的過快上升，導致了發電企業、冶煉企業的產品成本大幅上升，利潤減少或虧損，不利于高企的物價水平的回落，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此時煤炭的供給量應該增大。因此，何時拿的問題可以理解為政府煤炭資源供給量與宏觀經濟周期的協調問題。

　　中國的生態環境能允許利用多少煤炭？

　　煤炭問題，是天、地和人的關系問題。煤炭資源深藏于地下，人居于地表，大氣環繞于地表。從人文的角度看，天、地和煤是因為其能夠滿足人的效用而具有價值，所以煤炭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中國生態環境對于煤炭利用的承載能力，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1.開采煤炭資源，就可能或大或小的改變礦區的原有的生態環境。當這些改變了的生態環境，損害了人的福利的時候，我們就說開采這種行為破壞了生態環境。開采煤炭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程度，不僅取決于開采的規模和強度，還取決于礦區生態環境的恢復能力。中國國土面積雖然遼闊，但是煤炭資源卻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區，重點是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西北地區。山西省已有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成為采空區，占該省國土面積的13%，600萬人口飲水困難。采空區內，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枯，草木枯萎，當地居民生產生活困難，成為生態難民。例如，我國著名的山西的汾河，漢武帝劉徹在《秋風辭》里曾這樣描述：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而今這條河已變成了干涸的污染的苦難河，其中大規模的開采煤炭，造成汾河流域地下水泄漏，可謂“功不可沒”。最讓國人操心的莫過于內蒙古的煤炭開采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了。中國能源工業的重心是煤炭，煤炭工業的中心現在正由山西轉移到內蒙古，30年之后這個重心將轉移到新疆。而內蒙古正是中國的生態屏障。令人憂心的是這個生態屏障的異常脆弱性。正在開發鄂爾多斯地區，處于毛烏素沙漠的腹地，煤炭資源豐富。毛烏素沙漠上的植被，像壓在孫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壓的沙子動彈不得，而沙漠中的水正是如來佛壓在五行山頂上的揭帖。開發這里的煤炭資源，稍有不當，就會破壞已有的地表地下水系，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枯竭，固沙的植被枯死。揭帖不在，五行山豈不自行崩潰，那些像孫猴子一樣不老實的沙子豈不隨風翩翩起舞？現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中，已有236萬平方公里荒漠。內蒙古煤炭資源開采不當，北方生態屏障將不復存在，沙漠有可能跳過黃河，逼近太行山，甚至越過燕山，抵達渤海之濱。因此，中國開發煤炭資源，一定要考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正確地把握開采的規模和節奏。

　　2.利用煤炭資源，就要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氣體。在一定程度上說，開采煤炭資源破壞的生態環境只是局部的問題，那么燃燒煤炭資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就是全球的問題了。一般認為，人類明顯的開始影響地球大氣成分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正是歷次的工業革命使得化石能源具有了重要的工業價值，也使得化石能源得到大規模的開采和利用。化石能源的利用過程，也是向地球的大氣層不斷大規模的排放二氧化碳的過程。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不斷的積累，全球氣溫也就不斷的上升。全球氣溫的上升，引起了人類的警覺。減排限排不僅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的議題，也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重要經濟政策，超過一定量的排放是要付費的，原來被認為是可自由所取得免費的大氣成為了經濟學中所說的稀缺資源了。

　　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多少，限多少，成了國際政治的爭論話題。有的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排放規模過大，例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發展中國家應該與發達國家一樣，承擔相同的排放義務。例如，美國小布什政府拒簽《京都議定書》，其中的一個理由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過大，美國即使減排液是無意義的。當然，這是美國不指名的點了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的大國。發展中國認為，西方國家200多年的工業化，已經向大氣排放了不少的溫室氣體，這幾百年不斷積累的溫室氣體，導致了現在的全球氣溫變暖。因此，發達國家對此應負主要責任。以美國為例，美國的1881年原煤產量為3824萬噸從1881年到2005年，美國共生產原煤623億噸，年生產量變化幅度不大。從1949年到2005年，美國共消費石油409億噸，其中1949年到1990年共消費石油273億噸。中國1949年的原煤產量3200萬噸。從1949年到2005年共生產原煤383億噸(不包括臺灣，以下同)，共消費石油約46億噸。從煤和石油的生產量和消費量上來看，美國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至少多一倍。而且，也不能看光看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也要看溫室氣體排放的人均量。既然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大氣也是人類共同的，每個人都有公平的享受大氣的權利。我國人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不到4噸，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及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所以，發達國家應該首先減排，應該利用其先進的環保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不應該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國際上溫室氣體減多少限多少的爭論，實際上演變為利益爭奪問題。

　　中國政府遵循國際社會認同的“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一方面積極與國際社會一起共同努力，一方面下大力氣做好國內的減排工作。例如，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量比十五期間降低20%。事實上，全球氣溫變暖和二氧化硫過量排放，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生態環境，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關研究表明，以1995年的價格計算，我國200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價值1600多億元人民幣。由于全球氣溫變暖，近50年來，中國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國山地冰川快速退縮，并有加速趨勢。由于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硫，2005年中酸雨區已占國土面積的6.1%，硫沉降強度超過臨界負荷的區域已超過國土陸地面積的20%，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二氧化硫超標的環境中。中國溫室氣體和二氧化硫排放任務任重而道遠。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出路在哪里？

　　研究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老把戲。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的概念。不過，研究短期內的經濟波動，也要研究經濟增長，這是的經濟增長就與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這三個因素有密切的關系，這三個因素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長期看，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資本、勞動力和技術。資本包括了土地、礦產資源等要素。但近二十來年以來，生態環境和礦產資源等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力明顯增強，故不少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增長時，把生態環境也作為一個重要的投入要素單獨列了出來進行研究。

　　很明顯，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中國經濟要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要在2050年左右達到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必然要受煤炭資源儲量限制，也要受本國礦區生態環境的限制，更要受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的限制。煤炭儲量的限制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環境承載能力限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但從能源供求角度考慮，中國的經濟的持續增長，一靠內功，二靠外力。所謂內功就是采用先進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發展替代能源，即所謂的“開源節流”；所謂外力，就是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這里主要講能源利用技術問題。顯然，利用先進技術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發展替代能源，是解決化石能源耗竭約束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這個觀點也為大家所熟悉，沒有什么新意。但是先進技術并不是隨時都可出現，而且出現了的先進技術不見得會立即投入商業領域，有可能被束之高閣，塵封數年。例如，中國的電煤北煤南運，西煤東運，大秦鐵路現有的年運輸量已達三億噸。那么為什么不在西部煤炭產地發電，變輸煤為輸電呢？不能說現在沒有這個技術，不能說西部已經嚴重早沒水發電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電力市場的壟斷，部門利益的存在。例如，幾年前，云南輸往廣東的電力終端銷售電力的價格每度只有0.3元，廣東本地火力發電的價格終端銷售價格時每度0.5元，但是廣東寧可買本地0.5元的電力，也不愿意買外地0.3元的電力。而且已有的先進技術也可能被落后的生產方式所代替。例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中國煤炭工業先進技術的大型國有煤炭企業，舍棄先進的采煤技術，采用落后的設備，大辦小煤礦。出現這一荒唐現象的原因是，大煤礦的國營企業，激勵機制僵化，而且國家控制了電煤的價格，電煤的價格低于市場價格，而小煤礦的煤價隨行就市，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非常強。因此，技術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制度問題。只有遵循市場規律，使企業的利益與技術進步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發展替代能源，保障經濟持續增長。